马丁内兹又想挑战库托

中止调查的决定应当载明被调查的经营者承诺的具体内容。

第二，在前款基础上，《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2款进一步确立了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许可的排除性范围，其争议焦点在于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自治的行政许可究竟所指为何？目前在理论上同样存在争议：一是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只能由国家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来确定，地方性法规没有设定权，在2004年集中清理地方行政许可事项时即采此标准。刘晓东：《对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许可的几点思考》，《中国人大》2005年第21期，第34页。

就本文论域而言，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基本原则。应在强化中央立法原则性控制、反思文件治理模式、改革央地立法权配置的基础上，促进自上而下的传统规制策略向上下并举新思路的转变，最终实现网约车规制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暂行办法》根据授权对象不同分为两类。[46] 虽然《行政许可法》设定了必要时、及时等限定条件，但至于什么是‘必要时、多长时间是‘及时，本法没有规定，具体可以由国务院自居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前引[8]，乔晓阳书，第91页）。第一，《暂行办法》在本质上属于依靠行政许可进行市场规制的部门规章，其具体的许可制度路径主要依托三证实现，即《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此三证均由《暂行办法》首倡。

滥觞于德国的比例原则如今已成为现代行政法中的帝王条款和皇冠原则。进入专题： 立法权 网约车 。在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520号解释中，大法官提出‘总统候选人于竞选时提出政见，获选民支持而当选，自得推行其竞选时之承诺，从而‘总统经由其任命之行政院院长，变更先前存在，与其政见未洽之施政方针或政策，毋乃政党政治之常态。

[[33]]参见吴庚、陈淳文：《宪法理论与政府体制》，台北：三民书局2014年版，第538-543页。更有论者认为总统府设置司法改革委员会的行为明显违反权责分立的宪政原则[[13]]。台湾地区司法改革怎么改？通过就职演说的文本比较，蔡英文的司法改革政策在具体议题上与其前任们的司法改革政策大同小异，也并未直接触及司法改革的组织模式问题。司法改革最终是回应社会的需求。

在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419号解释中，大法官对其作出了如下评价：查宪法第四十四条称：‘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争执，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总统依据法院组织法可提名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经立法机构行使人事同意权[[19]]。

例如，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曾推动审检分隶改革，先在国民党内提出相关政策主张，后通过立法机构对相关制度进行修改，使审检分隶付诸实现[[6]]。但并为院长、副院长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在多个司法决策中心之下，审判权、检察权等不同权力得以自主发展，法官、检察官群体逐步形成了自治、自主的共同体。然而，司法改革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其需要被放在台湾地区现行宪政体制的框架和政治发展的脉络中来分析，方能认识到具体制度改革背后的动力机制。

民间团体的理念往往较为前卫，如何吸纳多元意见，非赋予特定民间团体垄断性地位而失去代表性，将是台湾新一轮司法改革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总统领导司法改革组织模式的一个突出影响即是将分属于不同权力分支的司法决策统摄于总统之下，使总统在人事权之外对司法政策拥有掌控力。主张‘总统领导司法改革的另一规范依据是台湾地区现行宪法所赋予总统的院际争执调解权[[24]]。但在多中心格局下，审判、检察两大群体存在不同的取向，这就使得单纯以司法院为决策中心的司法改革无法良好推进。

在政治民主化和追求审判独立的大潮流之下，由司法院、法务部等组成的多中心司法决策格局顺应了司法改革的趋势。自1996年台湾地区实行领导人直选以来，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均就司法问题提出过论述： 台湾地区领导人关于司法的论述（1996-2016）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总统府公报 台湾地区领导人并非台湾地区司法事务的主管官员，其投入大量精力论述司法改革仿佛有不务正业嫌疑。

彭莉：《知识经济下台湾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的变革——从专庭、专股到智慧财产法院》，载《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6期，第1-8页。注释: [[1]]代表性研究如刘孔中、王红霞：《台湾地区司法改革60年：司法独立的实践与挑战》，载《东方法学》2011年第4期，第69-77页。

结语 台湾地区司法改革的具体经验多年以来都是祖国大陆法学界主要的借鉴样本，在比较具体改革经验的同时，有必要对台湾地区司法改革的组织模式等规律性、基础性问题加以关注，这样方能认识到司法改革的作用机理及背后的动力机制。[[3]]参见周叶中、祝捷：《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台湾新一轮司法改革尚处于预备阶段，尚无法对蔡英文的司法改革具体内容的实施进行观察。不同的意见背后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反映了不同的政见。然而现实中，司法院除了职司宪法解释、统一解释法令、政党违宪解散、总统副总统弹劾等司法性质的权力外，主要负责司法行政监督、司法预算、司法领域的立法等事物。但是，透过对新司法改革组织模式的分析，回顾台湾地区历次司法改革的特点，我们仍可以对本次司法改革组织模式对台湾的司法决策中心和司法改革资源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展望。

根据台湾地区现行宪法第77条，司法院应为最高司法机关。也有论者从重新提名司法院正副院长大法官的角度分析指出总统为主导司法改革的人事任免活动会冒犯司法独立的精神[[12]]。

（一）台湾地区司法决策中心的转移 由于制度形成史的原因，台湾地区的司法决策呈现出多中心的格局[[34]]。[[33]]司法独立对司法的不同层面保护力度应是有区别的。

另一方面，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的未来走向，需要对两岸司法制度的差异性有深刻地认知。全国性之减刑，得依大赦程序办理。

从司法改革的逻辑看，改革的诸多内容涉及司法行政与立法，如果通通以司法独立、（司）法官自主来排除外力的介入，这样的改革是无法达成目标的。这体现了司法改革议题在台湾选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反映了政治人物及政党就司法改革政策对于社会需求的政策回应。[[20]]参见苏子乔：《中华民国宪法——宪政体制的原理与实际》，台北：三民书局2013年版，第169-170页。本文将重点分析台湾地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组织模式，探讨相关法理争议，并对台湾地区新司法改革组织模式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展望。

鉴于司法院为台湾地区最高司法机关，拥有法律提案权、司法行政权、宪法解释权和法令统一解释权，此一司法人事权是总统传递和贯彻司法政策的重要节点。（一）总统涉及司法改革权限的规范分析 根据台湾地区现行宪法及其他制度规定，总统直接涉及司法的权限主要包括赦免权、司法人事权和组织自主权。

台湾的社会围绕司法改革存在着各种公民团体，既有体制内的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也有检改会，还有民间司改会以及各种涉及司法、人权议题的民间组织。之后的司法改革实践，无论是制定刑事妥速审判法、修改法官法或是推动观审制，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主导者都是司法院，台湾地区领导人主要通过行使人事权提名司法院的负责人，或是通过政策倡导等方式来参与司法改革。

[[23]]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实践中，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人物当选总统时，均兼任党主席。[[37]]例如，蔡英文提名台湾司法院正副负责人的人事决策过程就受到民间团体的压力，最后被迫接受被提名人放弃提名。

如果有一个具备特殊宪政地位的主导者来协调不同权力分支的政策及行动，将有助于制度改革目标的达成。在1999年台湾地区召开了司法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司法改革会议，在司法院主导下，由审、检、辩、学等各方探讨司法改革政策。2016年7月，台湾地区现任的司法主管机构正副负责人提出辞职，并针对蔡英文的司法改革有关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引起了法理上的争论。在《2016总统大选蔡英文司法改革政策主张》中，蔡英文虽没有将‘总统亲自领导司法改革置于首要政策，但其在蔡英文司法改革政策谈话中，则延续了十年政纲中对‘总统亲自领导司法改革的坚持，并从司法权的重要性、司法改革的动力机制和司法改革的复杂性等方面加以论述，将司法改革作为总统的责任[[10]]。

关于检察总长的提名权使得总统的权力深入到行政院内部，虽然这一制度设计存在若干体制性争议[[20]]，总统对于检察体系也产生了现实的影响力。在这种格局之下，如果有一个具有充分正当性基础的主导者提出上位政策，将不同群体的力量汇聚，方可在法律专业群体内部促成司法改革的合力。

当然，在司法院审判机关化的宪政定位和改革趋势下，对于司法院拥有法律提案权本身有相当多不同的意见，有论者倾向于司法院不具有法律提案权[[32]]。台湾地区司法改革的新模式将引发台湾的司法决策中心转移和司法改革资源汇流，进而影响到司法权的未来运行。

‘总统领导司法改革最直接影响到司法院的运行及司法院负责人的职权。司法决策中心转移到总统后，理想状态下，司法院、法务部可在制度的框架内扮演各自的司法角色，新司法改革的整体性方能更好地凸显。